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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会对产业、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更将影响国际关系的竞争格局，甚至对社会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在临近人工智能的“奇点”时刻，2024年4月12日，腾讯研究院联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青腾一同发起AI&Society人工智能+社会发展高端研讨会，第一期会议主题为“大模型时代的创业生态“在深圳前海举办。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以“中美人工智能的竞争及其未来”为题作主旨演讲。“人工智能已成为两国对话合作的重中之重，”郑永年提到，“人工智能更值得中美认真地进行合作。”

郑永年将不同国家（地区）在人工智能发展模式上的差异分为四种模式：美国采取发展导向的模式、中国采取监管导向的模式、欧盟采取规则导向模式，而一些亚洲国家则采取“全面开放，有效管理”的模式。他强调，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应该不是“差距”，而是“差异化”。我们不是没有人工智能，只是美国像“矛”，中国像“盾”。因此，他呼吁中国企业要肩负起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在人工智能领域奋起直追。“中国的‘新浮士德文明’正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崛起，我们要抓住时代机遇，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

以下为发言内容实录：

众所周知，AI技术已深入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与腾讯等机构携手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近年来，我们的多个研究团队专注于探讨中国如何有效“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在我个人看来，无论是为了跨越这一技术障碍，还是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技术的角色都至关重要。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建立在产业能否持续升级的基础之上。在我看来，无论是AI还是互联网领域，AI技术都是至关重要的。

AI的重要性体现在何处？让我引用一位老先生的观点，他最为关注的是中美之间在AI领域的竞争。他在先后出版的两本著作中，都强调了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建议大家去阅读。他的观点非常明确：唯一能让中美坐下来谈判的议题是人工智能。

中国并没有采用美国那种大模型人工智能的发展模式。最近，我注意到美国的一些业界和政治人物开始试图干预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

我认为，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可以实现差异化，而非仅仅是差距。首先，我们并非没有人工智能技术，中国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色，我们的监管体系是非常典型的。因此，我认为世界上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美国的发展导向型、中国的监管导向型、欧盟的规则导向型，以及亚洲一些国家如新加坡的“全面开放，有效管理”型。在人脸识别等监管方面，我们拥有比较优势，这是美国所不具备的，智能信息保护方面我们同样具有优势。尽管美国声称要放松管制，但实际上并未真正放松。因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经过思考，我认为如今的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原始资本主义2.0版”，政府对企业几乎没有监管，企业享有完全的自由，呈现出一种疯狂的增长态势。尽管许多人呼吁政府加强监管，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有效的监管体系。与美国的模式相比，我们更注重生成式发展，美国认为无论是互联网还是AI，新技术产生后，政治不应过度提前介入，也不应对其作出过多道德判断，而是应该等到技术成长起来后再进行管理。美国的模式是先发展技术再考虑监管，而我们的模式是先建立监管体系再考虑技术发展。我个人认为，你们可能更关注技术层面，我甚至担心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能够实现生成式发展。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人工智能是一个生态性的技术，它塑造着我们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感到有些忧虑，因为目前人工智能的竞争似乎只发生在美国公司之间。

如果我们将人工智能比作大脑，那么大脑由几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算力算法，这部分决定了AI的思考方式，正如我们无法预测爱因斯坦的思考方式一样，这是AI最神奇的地方，我们不可能去揣测爱因斯坦的思考过程；另一部分是数据，数据包括数量和质量，数据量越大、质量越高，算力算法就越强大。技术端的算力算法和数据端都是关键，而中间的大模型则是产品和应用的体现。正如刚刚腾讯研究院司晓院长所指出的，我们的数据存在许多问题，首先，我们收集的数据是否足够，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拥有无穷无尽的数据，但我们的数据是片面的，政府之间的数据没有整合，企业和公司之间的数据也不互通，我们的社会数据没有得到有效整合。

现在，我们需要客观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拥有巨大的潜力：首先，互联网公司至今仍然是中美两国平分秋色，其次，我们在信息监管方面远远超过美国；再者，我们的人才储备非常优秀，许多美国公司背后都有中国人才的支持。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我们缺少的是改革。我们谈论的人工智能应该是OpenAI，没有开放就没有AI，我们的数据需要更加开放。无论是比亚迪、小米手机，还是大量的中国通信设备，都有大量的数据可以收集，但我们没有做到开放，我们浪费了这些宝贵的数据资源，我们需要改革。我一直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在与美国的竞争中承担起责任。我认为，中国的“新浮士德文明”正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崛起，我们必须抓住时代的机遇，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